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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瓯茶志》选萃:建茶史略(上)

时间:2017-12-08 16:05来源:闽源之窗 作者:闽源文化研究中心 点击:

一、建茶的起源

      建瓯采制茶叶始于商周时期。《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约公元前1087年—前1043年),南方八个小国来会,濮国参加会盟时带去茶叶献给武王,其茶便是闽越(辖今建瓯)所产。汉代,四川道人甘露祖师从建溪引种七株茶树,栽于蒙山上清峰顶。四川《名山县志》载,“昔有汉道人,剃草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至今满蒙顶,品倍毛家谱。”书中建溪即今建瓯市的母亲河。

      据有关文字记载和当代茶学专家陈椽考证,在南北朝时(420—589年)建州就已有人工种茶和从事茶叶加工生产。《嘉靖建宁府志》也载,南北朝时期,建州已有人工种茶。至唐开元天宝间(713-755年)建州境内就已盛产茶叶,且茶叶制作已从草茶向蒸青茶过渡。唐建中初(780年)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在建州改革制茶方法,把蒸青茶叶研末和膏,压成茶饼,创制了研膏茶,俗称片茶,因茶饼中间打有一小孔便于用绳穿起来携带,所以也叫串茶。

      陆羽虽没到过建州,但是尝过建茶,在《茶经》上载“岭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甚佳。”可见此时建茶品质已臻上乘。

      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李频到建州当刺史时,当地社会治安很乱,李频治理有方,使社会安定,各业兴起,建州茶业也得到极大发展。李频死后,其幕客曹松(晚唐诗人)无意仕途,回到家乡海南西樵山,从建州带去茶籽回乡播种,把建州的种茶制茶技术传授给乡人,成为境内最早发展起来的茶区,出产名品“西樵云雾茶”。到贞元后期,建安山地种茶已相当普遍,而且出现了许多种茶大户和一些因办茶园发家的“茶焙地主”。到了唐末,建安研膏茶开始进入上层社会,并已被地方官列为每年上供的贡品。

二、唐末五代北苑茶的兴起

      唐末五代时期,建安茶焙地主张廷晖在吉苑里凤凰山拥有方圆数十里茶园,生产的茶质量相当不错。当时闽王好茶,而且特别喜欢张的凤凰山茶,于是不断来索取,张不堪其扰,加上闽王之子王延钧等闽国内讧争战,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茶业难以维持。闽龙启元年(933年)张廷晖干脆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的茶山献给了闽国。闽王因此大喜,封了个“阁门使”官给他,依旧让他管理茶园。并把凤凰山办成闽国的御茶园,因凤凰山在闽国北部,取名北苑,这便是北苑御茶园的由来。嘉靖《建宁府志》亦载,“龙启中(933-934年)里人张廷晖以所居地宜茶,悉输之官,由是始有北苑之名”。北苑成为闽国御茶园后,制茶更精,特制一款腊面茶叫耐重儿,“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八枚一斤,献于闽王。

      南唐保大元年(943年),闽王王延政遣潘承佑主北苑茶事,制研膏茶,号京铤。为了扩大产量,王延政还把北苑附近的茶山都并入官焙,每年都安排附近各县的民丁采制。靠着朝廷的支持,北苑研膏茶在制作工艺上得到很大提高。

      945年,闽国被南唐所灭,北苑御茶园也被南唐接管,御茶园虽不在南唐的北部,但北苑的名称却一直承袭了下来。

三、两宋北苑茶的繁盛

      北宋乾德二年(964年),朝庭在京、建州、汉、蕲口设置榷务,对茶事进行管理,

      北宋开宝末年(975年),北宋攻下南唐,北苑为宋朝廷接管,太平兴国初(976年)派重臣督造御茶,为了“以别庶饮”,铸了龙凤圈模,将研膏茶上圈模加压成团饼状。第二年,这种团茶便批量投产,成为名噪一时的贡品。王禹偁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写的《恩赐龙凤茶》诗中说,“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可见当时这种茶的珍贵,要得到这种腊面团茶的赏赐非近臣所不能有。至道初年(995年),北苑又造出一种“石乳”茶,随后又出现了“的乳”、“白乳”等,腊面就降为其次了。

      咸平初(998年),丁谓为福建漕运使,曾到建安(今建瓯)督造凤团,后又造龙团。《画墁录》书上说“贡不过四十饼,专拟上供,虽近臣之家,徒闻而未尝见”。庆历(1047-1048年),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又在北苑御茶园造出了小团龙凤茶。欧阳修的《归田录》里关于小龙凤茶的记载,“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几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官人往往缕金花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到了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造出了比小团龙凤茶更加精奢的“密云龙”。“密云龙”也是二十饼为一斤,但等级在包装上加以区别,双袋装的叫双角团茶,不论大小团都用“绯”包装,用来赏赐大臣,而御用的则用“黄盖”。《清波杂志》上说,宣仁皇帝因为被戚里贵近乞赐密云龙闹得不得安宁,慨叹说,叫建州今后不要造密云龙算了。当然密云龙仍在采造上供,且名声更大了。到绍圣年间(1094—1097年),又把“密云龙”改为“瑞云翔龙”。

      宣和年间,郑可简漕闽之后,建安团饼茶达到最精美、最繁盛的发展高峰期。郑可简把团茶分成细色茶五纲四十三个品种,根据不同采制时间和茶树品种,形制各异。正如欧阳修所说的“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五纲细色茶一旦焙成便速派官员飞骑急驰送入京师。

      北苑龙凤团官茶的产量开始时只有四十饼,逐渐发展到几百饼。《元丰九域志》上说,原建安上贡的龙凤团茶为八百二十斤,至元符年间,约一万八千片,到元丰时已增加到四万七千一百片(按20饼为一斤推算有2350斤)。在官茶的带动下,建安民间团茶也有了很大发展,《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上说,元丰七年,建茶岁出不下三百万斤。北苑御茶园是著名的宫廷御茶园,中国宋代贡茶主产区。北苑御焙所产“龙团凤饼”“密云龙”等御茶驰名天下。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赞,“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四川省万源县王雅父子移栽“建溪绿茗”于古社坪,并于大观三年(1110年)立碑《紫之坪植茗灵园记》记载此事,碑文有楷书204字,称“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等。

      《东溪试茶录》载,“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宋建隆(960年)以来,环北苑近焙,岁取上供,外焙俱还民间,而裁税之。至道(995—997年)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焙,隶南剑(今南平)。又免五县茶民(徭役),专以建安一县民力裁足之。”“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独记官焙三十二……”可知,宋时建安有官私茶焙一千三百三十六焙,其中官焙三十二焙,私焙千余焙。

      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御园篇记内园禁苑九窠十二垅之麦窠、凤凰山、小苦竹、苦竹园头、大窠头、黄际、东际、西际、张坑、横坑、曾坑、上下官坑等(山地名沿袭至今)众多御茶园分布在裴桥村境内。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记官培三十二焙之东山十四焙的壑岭、苏口、曾坑、厄源、范源及北苑龙焙、乳桔内焙、乳桔外焙等官焙大都分布在东峰镇的裴桥、杨梅、长源、铜场、东溪口等行政村境内。许多村庄如焙前、后焙、东焙、西焙、壑源(亦称郝源,即今裴桥村福源自然村)、苏口、铜场、溪口等官焙村名仍袭称至今。

      北苑御茶园以东峰镇凤凰山为中心区域,设有漕司行衙,行衙官署设在裴桥村焙前自然村的上门垱和界山后一带。行衙建有御茶堂、御泉亭、乘风亭、凤味亭、凤山阁、望京楼、星辉馆、贡茶院等及御茶园诗刻、北苑五咏碑、乘风堂记、御泉亭碑、御茶堂碑等众多碑碣石刻。至今还有遗址可寻,宋代茶事摩崖石刻犹存,龙凤池、红云岛、望京楼、凤凰阁等隐隐可辩。

      北苑茶园分内外园,内园三十六处是专供“玉食”的,外园三十八处是采制赏赐大臣用。内外园即指北苑御茶园的范围,大致分布于今东峰镇的大部分区域、小桥镇的西部、芝城镇的东部,以及南雅、东游、川石等乡镇的部分山坡上,面积不小于一百平方千米。每到采茶季节,便征召建宁府六县数万“丁夫”(徭役)上山采茶,并雇佣“募夫”和征召当地的老茶农、茶工来制茶。

      建炎四年七月,建安农民范汝为率饥民起义,夺占北苑御茶苑,知州事刘子翼和御茶的主管部司逃往崇安,北苑也被折腾得消沉难浮了。南宋朝廷采取了一些政策上的改良措施,比如改变榷茶制度,放弃官府独家经营建茶,开放茶市等,缓和了御茶苑与徭役、官府与茶农之间的矛盾,使得北苑重开。

四、明清建茶的转型

      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深知北苑事端缘由,多有感触,干脆下令罢造龙凤团饼茶,下诏说,“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沈德符写的《野获编》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采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置茶户五百,充其徭役。”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团茶虽是下了“罢造”令了,但仍然要“置茶户五百,充其徭役。”北苑并未停办,因须上供贡茶,建安县不得不修缮北苑茶焙和堂室门楼,以“五百茶户,充其徭役”,采制散茶上供,但缩小北苑旧园范围,其余茶业不再是官管,部分茶农茶工离开官焙回到民间,民间的采制技艺得到加强,直至清代团茶的采制技艺仍代代相传,从未间歇。

      自明初罢御茶园后,建瓯茶业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尽管如此,寻找新的出路的工作,仍在一些好茶者中进行。有人开始引进外地的“松萝”制茶法,变蒸青团茶为炒青散茶。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福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给了建茶以新的机遇,茶农纷纷转向制作工夫茶谋求出口。民国版《建瓯县志》记述:“清咸同间,里之钟山复有客氓至此开垦,普及各区。所出工夫茶年以千数百万计,实超过宋代而有过之。恳植贩运,大半皆本地人,享其利而起家者,无处蔑有。”

      17世纪初,福州、泉州、厦门港口开放,荷兰商人前来大量采购茶叶,东印度公司等英商也在厦门等处设立商务机构,茶叶有了外销通道,建茶又出现兴盛期。至清道光年间,全县制茶作坊上千处,小作坊雇工十数人,大的作坊有上百人。这些茶坊,大都是本地人开设,也有外地甚至俄商开设。同治十二年(1873年),俄商到建安(今建瓯)设砖茶厂,当年产砖茶4500担。随后两年又新开办三个茶厂,四个厂址分别设在城关、南雅口、太平、三门。光绪三年(1877年),俄商从建宁府运往福州出口的乌龙砖茶达35050担。

      19世纪末,印度、锡兰等国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建茶在外销方面受到挑战和冲击。建宁府茶业公帮成立研究会,锐意改革,实行新法拼配精制,茶品精益求精。此时的建茶,生产中心复又转移至建瓯,建瓯所产茶又成为建茶的代表,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一时期,东峰、小桥、南雅为建瓯茶叶的主要生产区,东峰还是茶叶的集散地,有茶庄十三家,城关则有茶庄三十几家。

      咸丰年间(1850—1861年),安溪人詹盛斋到建瓯种植水仙茶、开设金圃茶庄,金圃茶庄在福州、闽南、潮州、汕头、广州都有设经销处,并在香港注册登记,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金圃、泉圃、同芳星诸茶号,均获金质优奖。

五、近代建茶的荣耀

      现在市场出现的乌龙茶、水仙茶,最初均出自建瓯。近代最辉煌时期,全县茶坊有上千处,每处作坊工人十数至上百人。仅凤凰山一地,所出茶以千数百万计,产量大大超过宋代北苑全盛时。建茶品质渐优,产量为全省之最。民国初,建瓯乌龙、水仙茶生产尤丰,年产精制茶总量在一百数十万箱。据《福建乌龙茶》一书介绍,由于岩茶生产不甚景气,原先经销岩茶的商号转而销售乌龙、水仙茶,先后是厦门的林金泰茶庄、惠安的施集泉茶庄、泉州的张泉苑茶庄在建瓯设场收购水仙茶;广东潮州的杨瑶珍一家在南雅收购运往广东的南路水仙,每年都在万余箱以上。(当时的箱有“二五”箱和“大斗”两种,“二五”箱装茶三十斤,“大斗”六十斤)民国三年(1914年),巴拿马展览品赛会上,詹金圃茶号送展乌龙茶获一等金奖,杨瑞圃、李泉丰茶号送展乌龙、水仙获二等银奖。

      福建省档案馆提供的国民政府统计资料显示,在抗日战争前的1934—1936年全福建省产茶量最多的年份为44830担,最少的年份为38110担,其中建瓯县最多的年份为13800担,最少的年份为10200担,均在四分之一左右,为全省产量第一。1937年,建瓯产茶量急剧下降,为9500担。建瓯地处闽北中心部位,离海运口岸最近处也将近三百公里,战争爆发,处处有卡,节节有关,更有日机对建瓯芝城狂轰滥炸,茶市消沉,茶庄倒闭,茶农破产。抗日战争结束,内战又起,茶业仍一蹶不振。


民国23—28年茶产量比较表                  单位:担
 
年  份 民国23年 民国24年 民国25年 民国26年 民国27年 民国28年
福建省产茶量总计 44830 38110 45660 43535 43995 83030
建瓯县产茶量 13800 10200 11700 9500 10700 8800
比较
数据
安溪县 8780 8330 11020 10440 13920 7000
崇安县 2000 1800 2000 2000 1600 2000
建阳县 1700 800 1200 900 1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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