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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越文化的几个问题兼论武夷山汉城不是闽越王城

时间:2018-09-29 18:29来源:闽源之窗 作者:闽源文化研究中心 点击:
欧潭生
 
一、闽文化和闽越文化的时空界定

      研究闽越文化,必须首先界定闽文化和闽越文化的时空概念。闽越族、闽越国、闽越王和闽越文化是特指西汉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余善,闽越国前后只存在了92年,加上战国末年无诸自封为闽越王的时间,闽越文化只有百年的历史。而在此之前的福建历史应称“先秦闽族史”。省人把先秦闽族史称为闽越先民的历史也未尝不可,但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闽越史。闽越先民就是先秦闽族,而非闽越族。


 
      先秦闽族和闽文化有着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四、五千年前的昙石山文化已迈人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其上层叠压的黄土仑类型文化是先秦闽族的典型文化(印纹硬陶和原始釉陶)。可以说,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海洋“贝丘文化”孕育了先秦闽族和闽文化。《山海经》“闽在海中”的记载证实了闽与海洋文化的关系。西周中央王朝典章制度总汇的《周礼·夏官》篇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周礼·秋官》还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里清楚表明:“闽”是作为方国、地域和人民的总称,是受中央周王朝统辖和管理的,它的财用、谷畜等经济情况、利害得失全在中央奴隶制王国的控制之下。“闽”是华夏周围六大方国和族属之一。《周礼·秋官司寇》还载:“闽隶百二十人”,“掌役掌畜养鸟,而阜畜教扰之。掌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历禁者如蛮隶之事。”这里说明:司寇所属的司隶,负责掌管蛮、闽、夷、貉诸国之役隶,分别根据各方国物产和技艺专长,为周王朝执役服事。120名闽隶负责养鸟、教鸟言及守卫王宫和规定的戒严处所。这就把闽方国和闽族与中央周王朝的隶属关系说得十分清楚了。闽文化起源于昙石山文化,其典型代表是黄土仑类型几何印纹硬陶文化。武夷山悬棺葬、华安仙字潭岩画、南安大盈铜兵器、建瓯铜钟、光泽大墓、闽南石戈文化等都是“闽”或“七闽”部族创造的闽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正式文件和历史典籍中,此时还没有越国的记载。于越族登上历史舞台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闽族和越族是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闽族发祥地在闽江下游;越族发祥地在杭州湾一带。闽族以蛇为图腾;越族以鸟为图腾lo越族势力达到闽地,应在楚威王灭越之时(公元前334年)“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台湾通史》更明确指出:“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湖。”说明越国败亡之后,越国贵族率越人人闽。越人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势力、社会组织和先进的生产力控制了闽族社会组织,影响着闽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到了战国晚期,在原“闽”的地域内,形成了无诸领导的闽越国和摇领导的东瓯国。闽和越结合为闽越族,闽越国和闽越文化才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闽越疆域与先秦闽族或“七闽”相同,即囊括闽台两省,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和江西东南部。
 
      由于东越王余善对抗汉武帝战争的残烈,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时,不用《闽越列传》而写为《东越列传》,说明东越王余善在汉中央王朝臭名昭著。闽越王无诸助刘邦参加楚汉战争,汉高祖五年“复立为闽越王”,闽越国近百年的历史对后世影响巨大,汉以后官私典籍中,常以闽越称福建,而对先秦闽族和闽方国却疏于记载,遂使三千多年的先秦闽族和闽文化湮没无闻。因此。界定闽文化和闽越文化的时空界限,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先秦闽文化和闽越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闽”和“闽越”虽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用一百年的闽越文化去囊括三千年的先秦闽文化,岂不荒谬!
 
二、三十年代的一场学术之争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国都“东舻,《汉书·闽粤传》全部抄自《史记·东越列传》,仅“都东冶”作“都冶”。历代注家都认为“都冶”即“都东冶”,未有歧异。东冶是正名,冶是省称。冶在中国之东,故称东冶。东冶在哪里?历代注家也一致认为在今福州。近代大学问家王国维、钱大昕等也持此说。三十年代,劳干先生曾著文断言:“西汉之冶,东汉之候官除今福州市附近以外,更无适宜之地矣!” 但是,叶国庆先生依据《后汉书·郡国志》中的一句话:“(浙江)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在《燕京学报》第十五期发表了《古闽地考》一文,认为“冶在浙南”,进而连福建为周七闽地以及福建简称闽等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予以否定,在史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劳干先生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册发表《汉晋闽中建置考》,对叶文进行批驳。叶国庆先生于1936年6月又著文《冶不在今福州市辨》,把冶在章安说改为“故就大势论之,东越王居保之泉山当以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之山为适合,闽越王之都——冶亦当于此域内求之。①”其实,《后汉书·郡国志》那句话也可这样断句:“(浙江)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其意思是:“(浙江)章安原来属于冶的管辖范围,是闽越国的地盘,汉光武帝时才划分出章安县。”最权威的中华书局《通鉴》校点本(第3500页)说:“《通鉴》胡注引洪氏《隶释》,认为‘章安’句中有脱文,应作‘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候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此说亦可作为定论。叶国庆先生的“冶在浙南说”不能成立。但是,这场三十年代的学术之争由于八十年代武夷山汉城的大规模发掘又引了考古界“冶在闽北”的争论。

三、武夷山汉城的性质——军事城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武夷山汉城的大规模发掘,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和大量铁器、陶器和鎏金铜车饰等器物,一些学者便据此将闽越国都城“冶”定在了武夷山汉城,重新引用叶国庆先生在《冶不在今福州市辨》一文中的推测。认为既有实物,又有叶先生的早年考证,似乎“冶在闽北”、“冶在武夷山汉城”当是定论。80年代对武夷山汉城的大规模发掘,考古人员及一些学者认为该城年代上限自西汉早期,下限至东汉初年;其整体布局和建筑规模决非一般之军事城堡所能及,可能是西汉闽越国都城“东冶”或汉武帝灭闽越后不久设立的“冶县”治所。到了90年代,杨琮同志甚至认为,“称其为闽越国都城——冶城,亦不妥当(亦不够)。笔者认为其应是闽越国都冶地中的闽越王城(亦当为官城)”,“闽越国都冶,即是以域地为中心的崇安县城以南至建阳县城以北这一地区。该城址周围上下游密集的遗址则组成了闽越国的畿铺之地。而城村古城不过是冶都中的核心——闽越王城(宫城)。②
 
      武夷山汉城的性质,我们认为,当从闽越国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及其与汉中央政权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武夷山汉城应是余善拒汉的军事城堡,不是闽越国都城“东冶”的治所。其主体建筑和绝大多数遗物的年代是余善时期的。武夷山汉城规模之宏大,只能从其在闽越国中的政治地位及其与汉中央、东瓯等在军事方面的意义去理解。武夷山汉城是当时汉中央政权与闽越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在政治上严重对立的历史见证,说明武夷山汉城作为闽越国晚期军事性质的边防要塞和军事重镇的极端重要性。当汉朝军队灭余善,夷城堡,“尽徙其民于江淮间,以虚其地”后,武夷山汉城就变成了一座废墟。特别要指出的是,两千多年来这里始终是一片废墟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武夷山汉城确系单纯军事性质的晚期城堡。如果不是的话,而是兼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意义,亦即该城是“中心”,是“都城’、“王城”,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座两千多年前的汉城遗址,大概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的。自始至终参与与武夷山汉城调查和发掘工作的陈子文同志对出土的大批陶器、陶片的类比研究后得出结论:“城村汉城即余善所筑六城之一,它的存世时间与余善的统治相始终。 (原载2001年闽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注释:
 
      ① 叶国庆《笔耕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②《闽越考古研究》第136页(福建省博物馆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③《闽越考古研究》第215页(福建省博物馆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④《福建文博》1986年l期。

作者简介
 
      欧潭生(1945——),男,福州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任福建省文史馆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曾任福建省昙石山博物馆馆长、闽江学院考古学教授、福建师大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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